引言
《水浒传》久已是一部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那么为什么还要去改写成《水浒新传》呢？
回答很简单：因为深爱《水浒传》，以至入了迷，觉得它和其它小说不同，写了官逼民反，写了许多好汉被逼上梁山，与朝廷官府为敌。当时流行的版本就有一种子选手那就是金圣叹评注的七十回本，故事情节只写“忠义堂石碣受天文”为止，没有宋江受招安、投降朝廷的事，因而我认为这部小说是在歌颂那些有正义感、爱打不平、敢于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作斗争的英雄的，这就使我对梁山好汉油然生敬爱之心。但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增多，每读一次，品味转深，也就渐渐地感到有些美中不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梁山好汉一百零百人，乃经作者仔细刻画的，不过二三十人，其余的写得都很简略，有的甚至很草率，特别是一些合伙上山的好汉，如黄门山的头领欧鹏、蒋敬、马麟、陶宗旺，饮马川的头领裴宣、邓飞孟康等，更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即使有些座次很高的好汉，如双枪将董平（名列天罡第十五位，马军五虎上将之一）写他也不足二千字；没遮拦穆弘（名列天罡第二十六位，马军八骠骑将兼先锋使之一）写他则仅一千字左右，这样，梁山好汉中就有多数人没有被作者写好，这些人大都没面目模糊，性格不显，未能给读者留下鲜明的印像。
二、即使在作者着力所描写的人物中，也些人大部或部分没有写好，如写卢俊义，欲显英雄，反成矣拙，并且上山的故事情节也牵强不合情理。写林冲，在山神庙前杀了陆谦三人后，揆之常理，自应急走以逃罪，乃竟别有闲心，去抢庄客的酒吃，以至醉倒被缚，这岂非和林冲的性格不符？写史进，在东平府为娼妓李睡兰所卖，史进先前一直为少华山头领，安得与东平府娼妓有旧交？且史进而狎妓，岂非与前半部所写的史进形像大相径庭，以至前后判若两人？写朱武，号称“神机军师”，乃除用“苦计”救出陈达外，其它并无所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三、作者能在数百年前，排除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传统习惯，于一百八人中写了扈三娘、孙二娘、顾大嫂三位女英雄，为梁山好汉增色，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但可惜人数未免少了一些，而这三位女英雄若和作者所写的邪恶一类女性如潘金莲、潘巧云等相比，在工力上又未免相形见绌。特别是把扈三娘配与王矮虎，使一长一矮结为夫妻，更近于恶谑。
四、存在某些情节结构的疏漏或脱失。如卢俊义为大名府有名人物，为何杨志刺配大名府时竟只无字提及？这样一个名满河北的英雄员外，梁山众好汉也无一人和他有联系，直待晁盖死后请僧人作佛事，才从一个和尚口中说出他的名字，武松为打蒋门神，陷在孟州狱中，张青近在十字坡，竟不来探望，显然不符合两人结之情，史进寻师不遇，理应仍回少华山，为何却去了北京住了许多时，直待剪径赤松林时，才与鲁智深相遇？晃盖死后，棺椁一直停在忠义堂上没有安葬，等等。
五、存在一些地理上和时间上的错误。如黄泥冈在山东济州，为何杨志从北京到东京要经过它？桃花山乃鲁智深从五台山到东京路上经过的，为何后来却在青州？宋徽宗造万岁山，是在宣和年间，而不是在政和年间；宋江纳阎婆惜为外宅，按时间推算应在放走晁盖、刘唐下书之前，而不应在这之后；等等。
当然，以上这些缺憾都无损于《水浒传》的等伟大，但必竟是美玉上的瑕疵。如果把这些瑕疵去掉，使这块美玉更美，不是很好吗？这就是我改写《水浒传》的动机。经过反复酝酿，我就很不自量，终于下决心把这部名著从头改写。
当时我的改写打算是这样的：
一、全书以官逼民反、逼上梁山为主题。在梁山聚义的好汉，绝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受官吏豪绅，等压迫的。至于故事的安排，人物的塑造。
二、凡是未经原作者所刻画的人物，都要有一定的篇幅去描写。并尽可能像原作者所写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那样，再多写他十个八个，使梁山好汉增添新的光彩。但无论如何，即使是次要的人物，也必须各有专传，务使一百八人都能给读者留下一个比较鲜明的形象。几个原著中没有写好的人物，更要力求写好。
三、要多写几个女英雄。梁山寨中一些不起作用的头领从一百八人中排除出去，腾出交椅，让女英雄坐。
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这些人都是梁山好汉的对立面，因此对他们也要有一定的笔墨去描写，使读者爱憎分明，引起共鸣。
五、全书是一个大故事，大故事中又包含若干小故事——这就是各个好汉的专传。这些故事都环绕着同一主题来写。既要注意整个大故事的完整性，又要注意每个小故事的独立性，而独立性则统一于完整性之中。为此，人物之间的联系，故事之间的衔接，过渡或穿插，前后文之间的呼应和招顾，都要作统一的安排，务使脉络贯通，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力求克服长篇说部结构松散的弊病。
六、故事情节力求能如实地反映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力求合情合理，并尽可能改正原著中的一些明显错误。
七、改写部分所用语言，仍采用原著的语言，以期保持全书语言风格的一致性，使改作和原著打成一片。
为了改写《水浒传》，我也阅读了一些和它有关的书籍，花石纲为北宋末年一大弊政，到处扰民，为害非浅，而《水浒传》原著仅在杨志传中带上一笔；我则用了一卷篇幅写了许多梁山好汉反花石纲的故事，又读史籍，每恨北宋朝廷对外敌入侵，不思抵抗，一味屈辱求和，于是又添写了梁山好汉抗过的故事。（按《水浒全传》本有“征辽”的故事，今反其意而用之，把“征辽”改为“抗辽”，当无不可。）计自一九三七年底动笔，至一九四八年底断断续续，时作时辍，时写时弃，历时十一年，全书（从《王教头私走延安府》起，至《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止）初稿算是基本完成了。这是我改写《水浒传》的第一个阶段。
解放后，我学习了一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懂得了一点革命道理，从而认识到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以梁山泊为根据地的一次起义是农民的起义。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农民反抗地主阶下级的革命战争。根据这个认识，我就把改写的初稿作了一次严肃的解剖，并从一九六零年起，开始了第二次的改写。
在这期间，许多《水浒传》的版本陆续得到出版。同时，许多文艺评论家对《水浒传》也作了新的评价，所以我在改写过程中努力想把它写成一部较好的农民起义的史诗。但事实上这次起义是失败的，是以宋江受招安、投降朝廷而告终的。于是我在全书的结构安排上就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了使它成为“农民起义的史诗”，决计不写宋江受招安。因此，和第一次改写一样，故事情节只写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为止；而在人物刻划上，则把宋江写成一个坚定与朝廷官府为敌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就这样，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全书三分之二以上已基本改写完成。
“文化大革命”期间，改写工作被迫停止。动乱中，已改写完成的原稿全部毁失，这使我很心痛。直到一九七一年冬，我已恢复工作，个人生活也稍见安定，想起清代史学家谈迁发愤重写《国榷》的事，使我鼓起了勇气，继续从头改写。终于在一九七五年春，全部脱稿了。这是我改写《水浒传》的第二个阶段。
可是不久，“四人帮”在全国范围内掀直了所谓“《水浒》”的浪潮。作为一个《水浒传》的爱好者并从事于改写的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浪潮搞得莫名其妙，陷入了很深的苦恼。但我冷静地总结一下我的写作实践和认识过程，觉得《水浒传》仍然应该成为农民起义的史诗。因为梁山起义军中尽管都头领宋江主张受招安而投降于朝廷，但其余头领中有很多是不愿受招安的，如李逵、阮小七等都是。事实也正是这样，整个封建社全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中，大部分人都是坚决斗争的，这是农民起义的主流；只有极少数人动摇了，投降了，但不是主流，这是因为封建统治者对待农民起义，总是要耍弄其“剿抚兼施”、“恩威并用”的两手政策缘故。是英雄，还是叛徒，都要经受住这两方面的考验，这在历史上是信而可证的。差不多和宋江同时起义的方腊，以及稍后于宋江起义的杨幺，他们都宁死不屈，没有投降于朝廷。《水浒传》原作者美化并歌颂宋江受招安，这是由于他处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和所受的思想影响造成的，对他决不能苛责。而我在前一阶段改写时，把故事只写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为止，并努力把宋江写成为一个坚定不移地和北宋朝廷为敌的人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对农民起义缺乏完整的认识，片面地认为起义军领袖应该是坚决斗争到底的，写了起义军领袖投降朝廷，就以为不象一部“农民起义的史诗”了。
根据以上的认识，我就重新对自己的改写稿作了一次全面的较大的修改，故事不只写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为止，而是写到《宋公明合伙受招安》为止。全书最后部分，重点写了梁山起义军中受招安的和反招安的激烈斗争。而在朝廷内部，则环绕着对付梁山起义军的方针策略问题，也出现了主剿和主抚两派之争，最后，以主剿派失利，主抚派得势，宋江合伙受招安而告结束。这样，梁山起义军从开创、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都在小说中得到了反映。到一九七六年，全书脱稿了。这是我改写《水浒传》的第三个阶段。
我把这部改写的《水浒传》定名为《水浒新传》。全书一百七十回。从开始动笔到改写完成以至定稿，前后有四十多年了。
我的改写，概括起来是四个字：
一曰“留”。凡原著中思想性、艺术性两方面都好的，一概保留。这部分占全书的百分之二十三，原著的精华尽萃于此。
二曰“删”。凡属结构上不再需要的个别章节或原著中一些枝蔓的衍文和封建性的糟粕等，一概删去。
三曰“改”。即根据原著中的基本情节，加以修改润色；对原著中的明显错误，则加以改正。这部分约占全书的百分之二十四，是一个重的组成部分。
四曰“添”。即增添了若干新的内容。这部分最为重要，约占全书的百分之五十三。《水浒新传》的“新”，主要是从这部分中体现出来。
也许有人要说：《水浒传》不仅是我国文学名著，而且是世界文学名著，你现在把它改写了，岂不唐突名著，弄得它面目全非？
请恕“唐突”，因为这本出于热爱《水浒传》的一片痴心。我对原著是非常尊敬的，并无半点轻慢亵渎之意，不过想经过改写，使它更臻于美善而已。当初施耐庵也是摭拾南宋以来许多流传于民间的梁山好汉故事以及元人许多梁山英雄杂剧，在这个基础上加工而写成《水浒传》的，这其实也是“改写”。现在我又把它改写为《水浒新传》，只不过效耐庵的故技，推陈以出新罢了。《水浒传》流传至今数百年，有它自己的面目。《水浒新传》则刚问世，也有它自己的面目，两者并行不悖，又怎么会“面目全非”呢？至于是否改写得更美善一些呢？那就让读者去品味，去比较吧。
公元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褚同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