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春，我国土尔扈特部的十几万人，在渥巴锡汗的率领下，扶老携幼，丢弃大量家什器皿和钱财，驱赶着五百万头牲畜，毅然从伏尔加河下游的阿斯特拉罕出发，浩浩荡荡，横穿哈萨克草原，向着中国的西北地区前进，经过半年多的长途跋涉，终于在1771年6月底全部回归祖国，胜利地完成了一次震撼中外的民族大迁移。这部小说就是取材于这个伟大历史事件。
我国土尔扈特部西迁伏尔加地区和他们东返故土的历史，中外史籍都有记载。这些书中有我国清代史家椿园七十一的《西域闻见录》、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卷14、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卷38等，还有西方和俄国史家霍渥斯的《蒙古史》、加恩的《早期中俄关系史》、列夫申的《吉尔吉斯-哈萨克各帐及各草原的叙述》、M·诺夫列托夫的《加尔梅克人》等。西方和俄国史籍称土尔扈特人为"加尔梅克人"，"加尔梅克"是突厥语"分离"的意思。
土尔扈特部是我国西蒙古的一支。1632年，他们为了避开西蒙古各部之间的纷争寻找新的牧场，在和·鄂尔勒克首领的率领下，游牧到了伏尔加河流域。他们在那里生活了一百四十年，始终与西蒙古各部和清政府保持着联系，不间断地遣使向清政府上表进贡，乞市贸易，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交往十分密切。
1713年清朝政府派出了以内阁侍读图理琛、太子侍读殷扎纳、理藩院郎中纳颜及西蒙古人舒哥、米斯等五人为首的一行二十二人的使团，假道俄国，前往伏尔加地区探望、慰问远处异域的我国土尔扈特部人众。
在这一个半世纪的岁月中，土尔扈特人民通过他们辛勤的劳动，开拓了伏尔加一带荒无人烟的草原，同时自身也得到了生息繁衍，如清代史籍《皇朝藩部要略》卷12之所记："休养生息百余载，两岸共十余万户，毡幕驼马，云屯谷量。"但是，好景不常，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尔扈特部日益严重地遭受着沙皇俄国扩张政策制造的各种灾难。
沙皇政府派驻土尔扈特部的大使奇钦斯科伊，凌驾于土尔扈特部最高权力机构扎尔固之上，俨然以"太上皇"自居，专横跋扈，粗暴地干涉土尔扈特部内政。他曾傲慢地声称土尔扈特部是"用链子拴住的一只熊……"。沙皇政府在土尔扈特部的游牧地四周设置军事据点，派驻兵力，对土尔扈特部严加监督，为此招募了大量哥萨克军人。这些哥萨克士兵为非作歹，经常袭击伤害土尔扈特人民。沙皇政府挑动土尔扈特人和哈萨克人以及其他民族相互仇视、厮杀。沙皇政府强迫土尔扈特部与之签定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而获取优惠的商务特权，对土尔扈特部课以重税，倾销大量的俄国商品，从中牟取暴利。更有甚者，沙皇政府为了进行侵略战争，强行在土尔扈特部中征调大批士兵。从18世纪初彼得大帝发动对外战争到1767年俄土战争，沙皇政府在土尔扈特部征兵竟达七八万人，以致土尔扈特人人忧惧。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土尔扈特部上下一致，万众一心，决意东返，回归故土。小说对此作了真实的、形象地描写和反映，正确地回答了土尔扈特部发动这次大迁移的原因。
在当时的条件下，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东返故土——我国新疆的准噶尔地区，绝非易事。由于土尔扈特部东返的主要路线是横穿与之敌对的小帐、中帐哈萨克人居住的今哈萨克斯坦西部和中部的褶曲丘陵，这就决定了他们非得付出惨重代价不可。他们除了要忍受恶劣的地理、气候条件造成的严寒、酷暑、干渴之外，还得且战且走，既要对付沙皇政府的哥萨克武装的追击，又要迎战被沙皇政府煽动起来的小帐、中帐哈萨克军队的攻击。土尔扈特人民凭着回归故土的强烈愿望，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走完了东返的艰难历程。作者以雄伟的构思，流利的笔触，饱满的激情再现了土尔扈特人民东归祖国的历史场面，读之令人感动不已。
作者通过年轻的土尔扈特英雄苏布台和贵族公主赛达尔·加甫之间的真挚、感人的爱情悲剧，成功地反映了土尔扈特人民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他们的经济、文化、宗教信仰、风俗和道德观。小说对那个时代宗教的虚伪和欺骗性也作了淋漓尽致、极其深刻的揭露。